新文明的种子与土壤

　　新文明的种子与土壤读过建生的书稿，让我敬畏之心油然而生。书的副题是“新乡村建设手记”，其实是一本“新乡村建设手册”，每一位有志于乡建理论和实践的人都该读一读。

　　乡村建设是一个老话题，也是一个新话题。一位名牌大学的博士，毕业后不在大城市工作，跑到农村，会让人深感困惑。很多人初闻“乡建”，可能联想到支教、扶贫、慈善，乃至上山下乡。不仅外人如此，甚至有些志愿者也会有这种想法。

　　社会实践没有恰当的理论指导，是盲目的，有时会适得其反，以为是帮忙，其实是添乱。建生的著作中，包含了大量的理论建设。

　　关于为什么乡建，建生追溯到晏阳初。实话说，我是在接触到乡建之后，才开始深入了解晏阳初的。这是一位世界伟人，是一位被严重忽视的先知。

　　1926 年以后，晏阳初以河北定县（今定州）为根据地，开始了史称“定县实验”的综合性社会改造。晏阳初把当时中国人的问题概括为“贫弱愚私”，并认为，其根本的解决方式在于教育。他提出以学校、社会、家庭“三大方式”，同时进行文艺教育、生计教育、卫生教育、公民教育“四大教育”。因为农村的问题不是某一个方面的问题，而是全局的问题，不能头疼医头、脚痛医脚，必须谋求综合的解决之道。（第4页）这种“、经济、文化中欧体育、卫生连环并进的农村综合改造”（第12页），在我看来，正是一种在文明层面上的社会改造。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巨变。中国这个社会存在问题，是当时知识分子的共识。但是问题的根源在哪儿，有人认为在于人，于是致力于“国民性改造”；有人认为在于制度，于是致力于，推翻旧政权，建立新社会。但是，两者常常是互相牵扯的，鸡生蛋，蛋生鸡。一方面，有了好的制度，制度本身会培养出好的公民。另一方面，没有“新民”，制度如何建立？即使成功，没有“新民”，制度如何维持？

　　晏阳初认为：只要大多数中国人民仍然是“聋、哑、瞎”，军阀们就会继续为非作歹。“瞎”指人民不能读书，“聋”指人民不知道国家或地方大事，“哑”指人民不敢指责和反抗压迫和。（第18页）

　　我的观点是那些干的理想主义者，无论成败与否，最后他们注定要失望。因为即便是成功，胜利的曙光也从未照耀在他们所梦想的那个光辉灿烂的新世界上，也未能照亮人类所有卑劣自私的阴暗角落，而是照在了一个人们所熟悉的平庸的地方，仍然需要食品杂货店和污水处理系统。（第10页）

　　所以，晏阳初试图从教育入手，逐渐改造土壤、培育种子，最终改天换地。一代很多乡建先贤，都如胡适先生所说，“以渐进与改革的手段来实现一个极为激进的目的”（第12页）。文明的整体改造，这当然是一个激烈的目的。不过，激烈的目的也可以通过润物无声的方式。建生自述：“我之所以能从一个的理想主义者转变为乡村建设的践行者，也是因了对教育的信仰。”（第11页）

　　我们正处于一个文明转型时期，从工业文明转向生态文明。这话现在非常正确。但是，如何转，怎样转，是个问题；乃至于什么是生态文明，生态文明是什么样的，也没有统一的理解。

　　我的工业文明批判常常被人质疑，没有给出一个可操作的方案。对此，我曾经采用尼尔波兹曼的方式回答：作为哲学家，我只负责提供方向，不负责提供方案；但是，你不能因为我不能提出具体的方案，而否定我提出的问题。当然，我也在努力寻找方案。只不过，这些方案仍然是方向性的。所谓术业有专攻，文明转型这样的大问题，不可能由一两个人提供完整的可行的蓝图。

　　我接触乡建这个领域不算晚，早先是出于情感。作为农民的后代，我在农村一直生活到上小学，对于农民和农村有天然的感情，也一直通过家里的亲戚关心着农村的现状。所以李昌平对总理说实话，一下子就引起了我的共鸣。此后，我开始关注“三农”问题，了解温铁军先生的工作。再往后，与温铁军先生有了直接的接触，认识了温先生的几位高足，包括建生。

　　大约2005年之后，我批判的对象逐渐从科学主义扩展到工业文明。我从垃圾研究出发，得出一个很强的结论：由于垃圾问题不可解决，工业文明注定不可持续；如果不能在有限的时间，转向新的文明，人类文明将会崩溃。文明的整体转型，包括社会转型，又不仅仅是社会转型。不久前，在一次未来哲学的小型会议上，陈嘉映先生听过我和刘华杰的报告，形容我们的工作，说有一种老虎吃天的感觉，不知从何下口。这也是我最初考虑这个问题时的感觉。方方面面，千丝万缕，盘根错节，牵一发而动全身，哪儿都可以作为起点，从哪儿下手都发现难以操作。

　　经过几年的沉淀，与同行的交流，我慢慢地找到了两个切入点：一个是教育，一个是农业。前者关乎社会意识，后者关乎物质基础。教育这个点容易理解，一个生态文明的社会，需要这个社会的主要成员，具有生态文明的基本观念。这需要通过教育，实现全社会缺省配置的重新建构。农业这个点可能会让人感到意外，但是很快就能想通。人总是要吃饭的，吃饭就需要农业，那么很简单，在一个工业化的农业之上，怎么可能建设起一个生态的文明！所以，生态农业是生态文明的前提和基础。从学理上，我从工业文明批判入手，转向生态文明建设，再转向生态农业建设。

　　但是，农业不可能脱离农民和农村而独立存在。建设生态农业，也需要重建农村、重塑农民。生态农业建设与乡村建设，就自然交会到一起了。

　　中国的生态农业实践已经有十几年的历史了，有不同的理念，不同的思想资源。我关注较多，对我影响也比较大的有两支队伍。一个是蒋高明先生在2006年7月创办的弘毅生态农场；一个是温铁军先生在2008年创办的小毛驴市民农园。作为“三农”问题专家，从一开始，温铁军先生所关注的就不仅仅是农业的生产方式问题，而是着眼于农村、农民和农业三个层面。小毛驴的命名大有深意。作为温铁军先生的，建生的立足点在乡建之上。建生的博士学位论文《在地化知识与互助型社区建设》，就是一篇基于乡建实践的理论工作。作为生态学家，蒋高明的思路比较明确，就是以生态的方式进行农业实践。不过，很快，蒋高明也发现，生态的农业方式，也是在具体的社会意识中进行的。蒋高明同时变身为社会学家，开展农村调查。同时，也在对农民与基础官员进行生态教育。也在不知不觉中转向了“乡建”。

　　在晏阳初的时代，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和环境危机尚未发生。所以当下乡建所要面对的现实，要多一个生态和环境的维度。在对于未来理想的预期中，也需要多出这个维度。

　　经过了一百多年的工业文明的全面冲击，中国农村的人文生态和自然生态都遭受了严重的破坏。晏阳初当年的问题依然存在，依然贫弱愚私，依然聋哑瞎，只是换了方式，换了形式。

　　多年前，看到有个地方，全村以拐、卖孩子为生，让我难以置信。前年，又看到新闻，农村的老年人率大幅上升。一位在城里工作的孩子回到农村，问他的父亲：“你到底死不死，我只请了七天假！”让人想象不出，我们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在晏阳初的时代，农村的自组织力量还在，宗法制度还在，儒家伦理还在；今天，农民在自己的家乡失去了意义，青年人从小就习惯进城打工，与土地之间不再有天然的浓郁的感情，也失去了务农的能力。

　　草根已经开始烂了，草根下的土壤沙化了。与此同时，农村的自然环境也发生了巨变。在很多地方，几十年的工业化农业已经把农田变成了污染源。

　　在另一方面，农村不再有那么多的文盲，基础教育基本普及，村村通让大多数人家都有了电视，能够与城里人同步看《新闻联播》，看电视剧。大多数青年农民也都有手机，用微信；信息流动更快，更杂。但是，农民的基本信仰是什么？农民的基本愿望是什么？这需要通过具体的社会实践，才能有所了解。

　　让我特别感兴趣的是书里面建生本人的乡建经历和经验。他在投身乡建的过程中所亲身经历的种种事件，初闻匪夷所思，但又是当下农村的现实。不了解这些现实，就没有一个相对准确的对当下农村的判断，从外面来的志愿者，很快就会四处碰壁，不得不铩羽而归。我在康奈尔看过一个纪录片，讲述一些来自发达国家的大学生，在联合国某组织的安排下，来到泰国乡下的中小学支教的故事。影片中，这些志愿者很快就陷入迷茫。他们只有一个关于教育的抽象理念，他们对于未来的构想，都是基于工业文明的缺省配置的。同时，他们也不了解泰国农村的具体情况。我们现在有很多热情的青年，心怀善良的理想，愿意去农村支教，其实也常常属于这种情况。

　　我建议这些青年在去农村之前，能够读一读建生的书，自己先受到乡建教育，再去实践自己的理想主义。

　　建生在书中还有一些非常具体的经验，比如如何与乡村干部打交道，如何与农民打交道；如何建乡村图书馆，如何建乡村大学这些操作层面的经验对于其他的乡建人士，也会有借鉴和启发。

　　乡建人士大多是理想主义者，愿意为理想付出青春，付出终生。梦想像呼吸，须臾不可缺。梦想赋予生活以意义，梦想就是生活本身。建生不断追问：我们要去哪儿？理想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对于理想主义者来说，失去了梦想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但是只有梦想，没有行动，梦想就只是梦。行动是梦想的翅膀，能够让梦想飞得高，飞得远。

　　《梦想像呼吸新乡村建设工作手记》，邱建生著，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2018年7月出版

　　◎邱建生，福建农林大学经济学院（海峡乡村建设学院）教师，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副秘书长，北京晏阳初平民教育发展中心总干事，爱故乡计划发起人，一直从事乡村建设的研究和实践。

　　◎该书介绍我国乡村建设的起源和发展，介绍了乡村建设思想和乡村建设哲学；介绍了农村现状及期待发展的问题，介绍了作者在乡村建设实践中的经验和实例。该书对促进农村发展，对更好理解和解决“三农”问题有建设性意义，可供参与新乡村建设的实践者、研究农村发展的研究人员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