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业生产方式现代化转变的历史脉络、内在机理和发展对策

　　我国农业生产方式现代化转变的历史脉络、内在机理和发展对策农业生产方式现代化转变是建立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促进乡村产业兴旺的基础。新中国成立以来, 我国在传统小农生产方式基础上, 先后通过集体农业生产方式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推动了农业生产方式的现代化转变进程。制度供给和底层实践的互动是我国农业生产方式现代化转变的基本路径, 而社会生产力发展对农业生产技术条件和组织形式的决定作用、非农产业和城市化发展提供的产业支撑及农民个体力量的发展形成的主体动力是生产方式变迁的根本动因。推动农业生产方式现代化转变, 应进一步充实现代农业发展的物质技术基础、激发现代农业发展的主体力量, 并通过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业生产方式现代化发展模式, 增强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发展动力。

　　农业发展始终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改变城乡不平衡发展状况、实现乡村振兴成为我国发展战略的重点, 由此引发人们对新时期“三农”问题的进一步探讨。“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1生产方式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范畴和主要研究对象, 主要包括物质生产过程中的生产技术水平、生产经营组织形式及其与生产资料的具体结合方式等内容。作为连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中间环节, 生产方式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具体生产过程中的结合方式, 蕴含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既定约束和发展要求。生产方式变迁是社会发展的实质内容, 也是制度变革的根本原因。农业生产方式现代化转变是我国农业发展和乡村振兴的根本问题;系统探讨其历史脉络、内在机理,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进一步推动农业生产方式现代化转变的发展对策, 是研究新时代我国农业、农村发展问题的新视角。

　　农业生产方式的现代化转变是通过注入现代生产要素、提升农业生产技术水平和优化生产组织形式对传统农业进行改造的过程, 也是农业综合效益不断提高、产业链条和产业功能充分拓展的过程。农业生产方式的现代化转变是近代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问题之一。20世纪 50年代以来, 我国将实现农业现代化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目标之一, 并先后通过制度变革形成了集体农业生产方式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基础上的现代小农生产方式, 推动了农业生产的机械化、化肥化、良种化和产业化发展。当前阶段, 在工业化发展、市场化改革和扶持政策的推动下, 我国农业生产出现了新的经营主体和新的组织模式, 农业生产方式的现代化转变面临新的制度变革和组织创新。

　　传统小农生产方式是我国农业生产方式现代化转变的历史前提。以小农为生产主体, 采用铁器牛耕等传统耕作技术, 通过劳动力的密集投入进行精耕细作、耕织结合等, 是传统小农生产方式的主要特点。以村社宗法和地方市场为依托的传统小农生产方式孕育了中华农业文明, 使我国农业生产在十四世纪前始终位于世界前端。但在重农抑商意识及注重伦理纲常的儒家思想影响下, 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发展受到抑制。1840年以后, 我国在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 封建地租、田赋和各项附加、杂派等对农业剩余的抽取以及列强通过割地赔款和经济掠夺对我国经济资源的压榨, 使我国农业的近代化转型步履缓慢。20世纪30年代, 在外部冲击、日本入侵及自然灾害等因素影响下, 我国出现了严重的农业危机。官方推动和知识分子实践促进了民众教育模式和实用合作社模式相结合的农村合作运动, 形成了信用合作及在产、购、销、储藏等环节的多种合作形式。2但合作运动受到一系列的现实约束:一是以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为主的生产关系使大部分农业剩余以地租、赋税等形式被抽离, 农民生活窘迫, 个体发展条件恶劣, 农业生产资金匮乏。二是缓慢发展的工业化难以吸引过剩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和缓解农业生产的劳动过密化状况3;也不能为农业生产方式的现代化转变提供现代生产要素的充分供给。三是传统小农生产方式自身的落后性制约着生产方式的现代化转变。因此, 农业合作等改良行为, 难以形成我国农业生产方式现代化转变的内在动力, 只能以失败而告终。

　　新中国成立以后, 我国彻底变革了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 逐步形成了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农业生产方式的现代化转变由此开启。小农生产方式存在的问题和工业化发展对农业剩余的需要推动了农业合作化运动及集体农业生产方式的形成。新中国成立前后, 国家开展了土地改革, 至1952年底, 我国大部分地区建立了农民土地所有制, 土地权益的获得和封建租赋的消除极大改善了小农的生存状况, 对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形成内在激励;但由于物质基础薄弱和农户人口构成等原因, 建立在小块土地所有制和传统耕作技术基础上的小农生产仍面临生产资料缺乏或劳动力不足等困难。小农分散生产下农产品商品供给相对不足和工业化发展对农业积累的现实需要产生了矛盾, 同时, 在西方军事威胁和经济封锁下, 我国也面临尽快向社会主义过渡、获得外部发展支持的现实问题。通过社会主义改造实现农业的集体生产经营, 并以统购统销实现对资源的有效调配成为工业化发展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选择。集体农业生产方式是在政府主导下通过农业互助组、初级合作社、高级合作社等不同发展阶段对生产关系和经营形式的变革逐步实现的。1956年底, 占入社农户总数的90%以上的农户加入了高级合作社, 4以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为目标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从1953年起逐步形成的粮食统购统销制度实现了国家对粮食等重要物资的有效控制, 农业生产被纳入国民经济发展的总体规划, 农业和农村支持工业和城市的发展格局逐渐形成。

　　集体农业生产方式在急躁冒进和左倾思想影响下进一步演变, 在调整中逐步形民公社政社合一管理体制下“所有, 队为基础”的生产经营管理方式。在政社合一的管理体制和计划经济体制下, 集体农业愈加处于发展困境之中:一方面, 服务于工业化发展的战略定位使集体农业的发展缺少足够的积累投入, 计划经济对市场的控制和对生产的干预也使公社多种经营和社队企业发展受到抑制;另一方面, 城乡分治的二元发展格局堵塞了农业剩余劳动人口向城市和工业的转移渠道, 随人口骤增进一步加剧的人地矛盾始终无法缓解。较少的资金投入、大量的农村劳动力、狭小的市场规模和城乡分治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 最终导致集体农业发展陷入发展困境, 没能实现现代化转变。但这一时期, 我国通过财政支农、兴修水利、建立农业生产技术推广体系、屯垦开荒以及发展农业机械、化肥良种等涉农产业等, 极大改善了我国农业生产的基础设施和物质生产技术条件;同时通过普及卫生和教育活动等改善了农民的生存发展条件。这些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分散生产获得绩效创造了物质前提。

　　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农村改革, 推进了农业生产方式的现代化转变。集体农业发展时期, 关于包产到组、包产到户的底层尝试多次被认为违背了社会主义原则而受到抑制。随着党内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恢复和工作重心向经济建设的转移, 这种底层尝试对农业生产绩效的激励作用逐步被高层认可。在难以系统改变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和农业对工业化发展的从属地位的前提下, 顺应农民善分不善合的社会心理, 从生产组织形式变革生产方式成为成本最低、见效最快的途径。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农村改革由此开始。在不改变土地集体所有的基础上, 农户获得了土地的承包经营使用权, 农户重新成为农业生产经营的主体。粮食的统派购体制和政社合一的管理体制逐步取消, 在社队企业的基础上, 乡镇企业得到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对非公有制发展的制度激励, 使非农产业迅速发展起来, 城乡二元结构逐步松动;在较高收入和生活压力的双重激励下, 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市大量转移。这改变了农业生产中的人地关系, 也诱致了农业生产的技术变迁和组织创新。农户分化促进了农机服务、物资流通等社会分工的发展, 社会化服务体系逐步形成。农业生产的商品化程度逐步提高, 在农资购买和产品销售环节, 分散生产就面临和市场的联结问题。20世纪90年代末, 我国开始推动农业产业化发展, 龙头企业带动下的订单农业被认为是引领小农户与市场联结的有效形式。农业企业、种植大户、家庭农场和专业合作社的发展得到政策扶持, 催生了新的农业经营主体和新的生产经营组织形式。

　　当前, 小农分散生产仍是我国农业生产经营的主体。但政策扶持、资源优势以及标准化生产、品牌化经营、一体化发展带来的竞争绩效, 必然使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和农业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得到更多的发展空间。实现小农户生产和现代农业的有效衔接, 面临通过何种方式将小农户重新组织起来的现实问题。

　　综观近代以来我国农业生产方式的变迁过程, 可以发现影响农业生产方式变迁的主要因素在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状况、非农产业和城乡关系的发展、主体力量的发展程度, 以及意识形态影响下的政府行为与社会心理影响下的底层实践之间的互动等。其中,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最关键的因素, 起着根本性的决定力量。在上述各项因素共同作用下, 生产方式变迁表现为客观社会发展和主观价值选择的双重过程。只有符合客观发展要求, 主观价值选择才能形成可持续的发展激励;反之则形成对发展的抑制, 同时也导致实践对理论的突破或底层与高层的博弈中欧体育kok官网。博弈的结果往往是适应实际发展要求进行制度调整, 进而形成生产方式变迁的动力。

　　生产力发展决定了农业生产方式的技术条件, 进而决定了农业生产的有效的组织形式。生产关系影响着生产组织形式的现实选择和农业剩余的分配方式, 但生产关系对组织形式的约束必然在生产力的决定作用下不断瓦解, 进而导致生产关系的变革。集体农业发展时期, 生产技术条件和物质基础在强大的行政动员能力下得到了改善, 但以铁器牛耕为主的传统耕作方法仍是集体农业的主要生产条件, 能否为劳动投入提供足够激励成为衡量农业生产组织形式是否合理的主要标准。“所有, 队为基础”实现了生产单位和核算单位的统一, 避免了生产单位之间平调物资和劳力对劳动积极性的抑制;但仍存在对劳动投入的激励不足问题。除了少量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外, 作为劳动主体的农民失去了对其劳动产品的直接支配和收益权利, 以工分制实现按劳分配的理论设想在现实中演变为“干多干少一个样”的平均主义, 形成出工不出力、搭便车等行为。在劳动投入和收益分配不能直接挂钩时, 依靠动员、思想教育和军事化劳动等手段难以形成对劳动投入的持续内在激励。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下土地所有权和承包经营使用权的分离, 使农户劳动和家庭收益直接挂钩, 成员利益高度一致, 生产决策灵活, 生产劳动不需外在监督, 由此形成了对劳动投入的内在激励。加上集体农业时期农田水利建设及机械化、化肥化、良种化发展对生产条件的改善, 农户分散经营表现出良好的经济绩效, 成为有效的生产组织形式。但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和小农生产的商品化, 分散经营在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经济效益等方面又表现出相对弱势地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机械化、智能化、信息化提供了技术支持和产业支撑, 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和农业企业等新的经营主体在组织形式上必然更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如何将小农重新组织起来进行适度规模经营, 是物质技术基础改变后引导农业生产组织创新面临的现实问题。

　　非农产业和城市化的发展为农业生产方式的现代化转变提供产业支撑, 也为形成农业生产技术变迁提供内在动力。计划经济体制下, 非农产业和城市化的缓慢发展及城乡分治对农村劳动力的户籍限制, 使农业生产因劳动力的密集投入而缺少技术变迁的内在动力。社队企业的发展一定程度上吸纳了农业剩余劳动力, 但由于必须“就地取材、就地加工、就地销售”, 市场的狭小限制了生产的规模优化和技术改进, 就地工业化难以承担起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历史任务。城乡分治及二元发展格局进一步强化了农业的劳动过密化倾向。密集的劳动力投入和巨大的人口生存压力使集体农业的发展缺少提高耕作技术和机械化水平的动力和条件, 合作化并没有引起机械化, 也没有形成集体农业大生产的优势。改革开放以后, 非农产业的迅速发展和城乡二元格局的松动吸引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务工, 农业劳动投入情况发生了改变, 由此形成对机械化等技术变迁的内在需求;收入增加也提高了农民对农业进行投资的能力, 促进了农业生产技术的变迁。在当前农业供求结构矛盾下, 农业生产资料和生产技术相关产业的发展是推动我国农业生产由大到强、由多到优转变的基础, 而非农产业和城市化形成的人口有序流动, 也是推动适度规模经营、形成现代农业发展动力的重要途径。

　　农民作为农业生产实践的主体, 是农业生产的主要组织者和实施者, 其个人发展和人力资本情况是影响农业生产方式转变的重要因素。封建生产关系下, 农民的发展受到封建依附关系的限制, 处于底层社会、作为“编户齐民”的小农和处于中上层社会的乡绅、士大夫阶层形成巨大的文化差别和阶级差别, 小农的发展既没有物质基础的支持, 又没有发展的支持, 小农为挣扎于满足生存底线而不得喘息。近代以后, 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力下, 小农遭受了经济上的各种盘剥和压榨, 更是处于生活困苦的极端境地。在此境况下, 小农断难推动农业生产方式的现代化变革。新中国成立以后, 我国在农村建立了教育、卫生等体制, 农民的整体发展情况得到很大改观。近年来, 我国开展了农民工培训的各项工程, 这些为劳动力的非农就业、农业生产技术的推广和农业生产方式的改变提供了基础。但与发达国家相比, 我国农民的整体素质仍处于较低水平, 农民的市场参与能力较弱, 这也是影响我国当前农业生产方式现代化转变的主要因素之一。

　　意识形态影响下的政府行为主导了我国农业生产方式的现代化转变进程, 而底层生产实践与高层理论认识的互动形成我国农业生产方式变革的推动力量。基于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基本特征的理论推理而形成的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 使人们侧重于从生产资料的公有程度和经济运行的计划管理来认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 这就在实践上导致对生产力内在运行机制的忽视和对商品经济发展的抑制。在传统社会主义理论认识下, 我国侧重于从公有制的单一经营、共同劳动、按劳分配和计划经济的角度来建立社会主义生产方式, 由此形成社会主义改造中对“一大二公”的强调以及集体农业发展时期对包产到组 (户) 、包干到组 (户) 等底层尝试的否定;统购统销体制及对社队企业发展的计划控制和行政干预, 也导致了商品经济发展和社会分工的相对滞后, 约束了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差序格局”5下农民“善分不善合”的社会心理也影响了农业生产方式的变迁。集体农业生产方式变革了传统小农生产方式的生产关系基础和生产组织形式, 打破了乡村以血缘和地缘关系为基础形成的自治秩序, 形成国家政权对乡村的直接介入。这种介入在强化政权对农村资源的控制能力、改善农业生产的基础设施和农业发展的整体技术水平、推行乡村卫生教育等方面绩效明显。但这种介入不可能在短期内改变乡村社会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宗族观念和关系秩序, 村庄治理以及村社内部经济利益关系无不受到“差序格局”的影响而导致治理秩序的变异问题。取消小农家庭生产并试图打破血缘和地缘的界限追求公有程度的不断提高和对农民个体家庭利益的忽视, 必然导致在实际生产中遇到农民以偷懒、装糊涂、开小差、偷盗等“弱者的武器”来进行反抗的行为, 由此导致集体生产效率的进一步损失。在现实生存发展需要下, 从事物质生产实践的现实个体对既有体制的不断突破及其对农业发展的明显绩效推动了我国从实际出发对社会主义理论认识的创新, 由此开启了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导向的改革开放进程。农村生产关系随之变革, 家庭取代集体再次成为农业生产经营的主体。

　　意识形态主导下的国家发展战略影响了工农关系, 也决定了农业生产方式的变迁进程。计划经济体制下推动的工业化发展一方面导致对农业剩余的抽取, 另一方面也为农业生产方式的现代化转变形成了产业支撑和物质技术基础。在实现工业化的基础上, 我国逐渐形成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发展格局和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战略调整, 在扶持龙头企业、家庭农场和专业合作社发展的基础上, 进一步推动了农村集体产权改革, 并为集体经济组织的发展提供了制度激励。这对于小农户重新在集体经济组织带动下参与农业产业化发展进程、实现农业生产方式的现代化转变提供了自上而下的动力;同时, 小农户在市场经济体制中的弱势地位及小规模分散生产的有限发展空间, 也使以集体经济发展实现个体经济利益成为小农户的现实选择, 为生产方式的现代化转变提供自下而上的发展动力。

　　20世纪50年代以来, 经过集体农业和双层经营的不同发展阶段, 我国农业生产的机械化、化肥化、良种化迅速提高, 现代化程度不断提升。但当前农业生产方式仍存在一些问题:从生产的技术条件角度来看, 是粗放生产带来的农业污染和生态风险问题, 实质上也是标准化控制和新技术施用的动力问题;从生产的组织形式来看, 是众多小农户与大生产的联结及小农户发展现代农业的能力和动力不足问题。结合生产方式变迁的内在机理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特征, 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推动农业生产方式的现代化转变。

　　现代农业发展的实质, 是在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基础上实现产品结构升级和综合效益的提升;对农业污染的有效控制是现代农业发展的前提。近年来, 在绿色发展理念和生态文明建设目标的推动下, 我国加强了环境立法, 并将绿色发展指标纳入地方政府政绩考核体系, 但尚未形成对农业生产污染的全程有效治理。以基层政府和环保部门为主体的工作机制难以及时发现和有效监测分散、随机的农业污染, 应结合我国村社发展的实际, 坚持污染防治的群众路线, 将村民自治委员会及村民小组纳入环保工作机制。完善现代农业发展的强制约束, 应通过直接介入和间接引导等不同形式和途径, 对农药、化肥的过度施用、生产生活废弃物的随意处置及工业污染等进行源头控制, 推动标准农田建设和农业标准化生产, 形成强制性的农产品的质量监测和可追溯体系。

　　工业化和农业科技发展是推动农业生产方式现代化转变的物质技术基础。应进一步推动农业机械优化、生物科技及设施农业等相关科技的研发, 促进产、学、研的有机结合, 为农业发展提供可能的生产要素创新, 降低我国农业生产资料和社会化服务成本, 为农业生产方式现代化转变提供必要的产业支撑。

　　农业在国计民生中的战略地位及其作为自然生产过程和社会劳动过程相统一的特殊性和现代农业的集约化、资本化、商品化等特点, 使包括金融服务、财政补贴、项目支持等在内的政策扶持成为国际上促进现代农业发展的通行做法。目前, 我国农业发展的金融供给主体主要由信用合作社、农业银行以及在国家政策规定下进行经营的村镇银行、农村资金互助社、小额公司等组织, 农村金融在产权管理、风险控制、业务范围等方面依然存在一些问题。6一旦经营失败难以偿还融资, 农户以宅基地和土地承包权甚至土地经营权等不完整物权抵押面临具体的处置操作问题。在项目支持和财政补贴方面, 我国财政部2008年开始设立“中央财政现代农业生产发展专项资金”, 也形成以农机具购置补贴、良种补贴、种粮直补、农业生产资料综合补贴等在内的农业补贴体现。这些对优化农业基础设施、改善农业生态环境、推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起了一定作用, 但在WTO农业多边协议框架下, 这些农业支持的“黄箱”政策有减让承诺限制;应充分利用促进农业发展的“绿箱”政策, 进一步拓展我国农业补贴的功能和方式, 侧重于降低生产资料价格、推广生产技术、加强农民技能培训、搭建农产品销售平台等, 以降低现代农业发展成本、提高现代农业发展意识和改善现代农业经济效益预期等来促进现代农业生产要素向农业生产过程的注入。

　　作为生产过程的主体因素, 劳动者个人技能、科技素质、观念意识等对于劳动生产效率和生产方式选择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在机械化和社会分工不断深化的条件下, 降低劳动投入密度和提高劳动投入素质是现代农业发展的必然要求。不断提高劳动力的素质并推动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有序转移, 才能为适度经营规模创造前提, 为现代农业发展提供经济收益动力和人力资本支撑。

　　作为农业经营主体的“务农”农民, 生产技能和文化素质的提升能使其更易于接受新的生产技术和管理手段, 在农业生产中尝试集约化、资本化的现代种养殖, 也更倾向于深度参与农产品加工、销售等环节以获得更多经济效益。作为从农业转向非农产业的户籍农民, 技能培训等人力资本投入行为, 能使其掌握一定的技术专长和劳动技能, 在向非农产业转移中能够谋得较好的工作机会和稳定的收入来源, 为其在城市长久立足提供物质基础。无论是作为职业的农民或只作为户籍意义上的农民, 其人力资本的提升不仅是对农业生产方式的现代化转变提供人力支持, 还对我国经济社会由量的发展向质的转变提供结构性变迁的人口红利。

　　目前, 我国在农民培训方面逐步实施了“绿色证书工程”、“阳光工程”、“农村劳动力技能就业计划”、“百万中专生计划”和“雨露计划”等项目, 但接受职业培训的农村劳动力比例尚不足30%, 而美国、荷兰、德国、加拿大和日本等国已达70%。7职业技能培训严重缺失, 导致农民从事现代农业生产的能力不足, 也决定了大部分农民工在非农就业领域的弱势地位。加大对农民的职业技能培训力度、全面提升其职业素质和劳动技能, 是强化职业农民发展现代农业的主体动力和户籍农民参与非农就业的选择能力的基本途径。随着户籍管理的日渐松弛和社会保障体系的逐步健全, 农民整体素质的提升必然进一步形成有序城镇化的持续动力, 为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人力资源支撑, 也为现代农业发展提供主体力量和发展空间。

　　(三)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业生产方式现代化发展模式, 增强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结合的发展动力

　　从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特征、人多地少的资源禀赋和大国小农的实际情况出发, 基于社会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双重角度,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农业生产方式发展模式, 重塑我国农业生产的技术水平和组织形式, 是我国农业生产方式现代化转变的关键。而扬弃小农生产和资本农业、通过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并探索其多种实现形式, 使其引领小农户实现农业生产方式的现代化, 则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农业生产方式发展模式的核心内容。

　　我国人多地少的资源禀赋和大国小农的现实状况决定了资本主导下横向一体化的规模经营不可能是目前我国农业发展的方向。在小农户仍是我国主要的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农业还是众多农民生产生活主要方式的情况下, 若不能为农户提供稳定的就业渠道和收入保障, 资本化大规模经营对小农户的排挤极易形成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潜在风险。粗放经营的小规模生产因缺少发展现代农业的能力和动力, 难以承担农业生产方式现代化转变的历史任务;适度规模经营和集约经营的家庭小农场或基于自愿联合的专业合作社虽呈现出发展的良好势头, 但难以带动小农户发展水平的整体提升。在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的情况下, 以集体经济的发展带动小农户与现代农业的有效衔接, 是解决农业的供求结构性矛盾、实现农业功能的深度拓展的现实途径, 也是推动共同富裕、实现乡村振兴的必然选择。

　　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国家发展战略重心向农村和农业的倾斜为集体经济引领小农户发展现代农业提供了可能和契机。机械化以及生产过程的社会分工已将农业生产的劳动强度大大降低, 农业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的提高已不单依靠劳动力的密集投入和精耕细作, 而更多是机械化、智能化生产及产业化发展和品牌化经营。农户的分散生产在劳动投入方面仍具有内在激励优势, 而集体经济的统一经营在降低生产资料成本和提高农产品营销收入方面具有更大的优势;以集体经济发展带动农户参与农工商一体化, 还能使农户在农业产业化的发展过程中获取更多的价值分配。当前, 在优先发展农业、农村的战略转向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乡村的基本格局下, 大学生村官制度、减贫帮扶制度及返乡创业支持制度等的建立以及财政补贴、项目支持和政策扶持等的完善, 促进了资金、人才、技术向农村的流动, 也为农村集体经济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和空间。集体产权改革及集体经济组织登记、赋码工作的开展, 为集体经济组织作为特殊法人参与市场经济活动提供了制度支持。在当前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背景下, 发展集体经济既能承接自上而下对基层经济发展的支持和扶助, 也能通过品牌化、企业化经营形成自下而上的合作发展动力, 是促进农民共同发展和推动农业生产方式现代化转变的现实途径。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农业发展模式, 关键是将集体经济发展楔入现代农业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和产业体系。集体经济发展是对小农分散经营的扬弃。市场经济条件下, 以契约合作和混合发展等形式, 集体经济可以和小农户、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及社会资本等形成多层次的包容共生关系。重塑集体经济组织, 关键是要通过村、社分离形成集体经济组织的有效治理机制, 对集体经济的资产注入、资本运营和剩余分配进行管理、科学决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集体经济发展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实现: (1) 以股份合作形成与村民个体经济的联合。 (2) 以资本为纽带与其他经济成分结合, 形成混合所有制的共同发展。 (3) 以契约为中介与其他经济成分形成合作发展关系。集体经济引领下的现代农业发展, 核心在于通过标准化生产、品牌化运营, 形成农业生产的标准化、集约化、资本化, 进而形成农业的纵向一体化和横向一体化发展。

　　作者简介：张红杰 (1977—) , 女, 河南周口人, 经济学博士,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副教授, 研究方向为社会主义经济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