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农业发展的三种模式

　　世界农业发展的三种模式不同气候带覆盖下的浅表地理资源多样性的自然环境与历史文化传统，以及孕育出的经济、社会、文化、等不同形态，加之作为西方现代化模式的资本主义前史的“殖民化”过程，导致世界农业在当代形成了差异化显著、各自具有难以照搬的鲜明特征的三类发展模式。

　　这种大农场模式的农业主要在拉丁美洲、澳洲、北美、南美洲等地的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在原住民的种族灭绝之上。北美曾是印第安人的家园，有过灿烂的阿兹特克文明、玛雅文明。美国的原住民——印第安人在殖民之前人口达到8000万，被殖民后人口锐减到52万，美国原住民人口不足总人口的2%。现在主要居住在亚利桑那沙漠戈壁的保留地。

　　由于人少地多，这种大农场农业的特点是规模化经营、机械化生产、单一化种植、市场化销售，高投入、高消耗。鉴于大农场农业的特点，这种模式是不可持续的，首先规模农业使用大量的农药与花肥、除草剂，这些有70%以上无法被作物吸收转化，造成农业面源污染，不仅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负面影响，也导致这种方式产出的“化学化”农作物，人吃了后身体出现各种健康问题。其次，金融化的粮食对发展中国家成本转嫁，除了市场销售农产品外，这种规模化的大农场农业还有另外一个获利方式，就是大量投机性金融资本直接介入农业产业链，通过对农产品期货和现货交易制造多空大战而获利。这种粮食金融化的方式，也配合美国通过“印钞”方式，收割其他发展中国家。

　　在历史的视角下看，考虑人类社会公平正义和永续发展，特别在生态文明的新时代，“殖民地农业”的缺陷与恶果太多，根本不具有普世意义的推广价值。

　　“莱茵模式”由法国经济学家米歇尔·阿尔贝尔最早提出，莱茵模式国家的典型发展道路是通过推翻封建统治建立国家，通过对外军事扩张形成殖民经济体系，通过殖民化控制当地资源和主要市场，获得经济利益。莱茵模式局限于欧洲对外殖民的宗主国，一方面欧洲大量人口外流，改善了欧洲当地的资源与人口比例，使其资源禀赋条件优于一般的亚洲原住家；另一方面海外殖民化收益源源不断返回母国，对民众的带动与溢出效应也非常明显。

　　莱茵模式的特点一是政策鼓励合作社，分配体现“劳动产权”与人文关怀；二是农场规模较小，市民参与度高；三是农业科技高度发达，农产品品质高；四是享受政府的高额补贴，各类补贴占农民年均收入的7成左右。

　　欧洲各国为摆脱二战以后的经济萧条、农产品供应缺乏、农业产业结构不合理等困境，推行欧盟共同农业政策，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农产品匮乏问题，但莱茵模式也存在一系列问题：一是政府财政负担过重；二是农业生产力难以提高；三是欧盟成员国内部利益分配不公。这些都不同程度导致了莱茵模式的不可复制与不可持续性。

　　与两种西方农业模式具有实质不同且明显对立的是以中国、日本、朝鲜半岛等为代表的东亚模式。东亚农业模式主要以中国为代表，甚至是以中华文化为中心的。“中国以占世界7%的土地养活了世界21%的人口”，东亚这片上漫长的国家历史中，乡村居民仍以原住民为主，人们的农业生产与自然界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延续数千年而不断，成为人类历史上唯一一块创造过且在继续创造者生态化辉煌文明的地区。

　　东亚自古以来是小农村社制经济，小农经济以家庭为单位、从事小规模农业与手工业生产的经济形态，具有自担风险、自负盈亏的经济运行机制。在农业生产中，根据小农家庭对土地是否拥有所有权可分为：自耕农经济、佃农经济、雇农经济。其中，自耕农最为普遍且为东亚农业模式存在的基础。

　　自耕农业起源既是资源环境条件下的制约“人地关系矛盾”促成的结果，也是在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制度演变的结果。在东亚社会，特别是中国不同于西方的地方在于：一方面他没有或不是西方那种典型的封建制度，二是另外一种成熟与悠久的制度体系，土地不是封建主的，没有也不可能高度集中，所有权流转兼并是经常的，一直都是变动的，人与人没有欧洲中世纪那种强烈的依附关系，资源特别是土地，倾向于在耕作者之间均衡分配，形成了“耕者有其田”的类似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生活中更多是农民个体与国家或政府之间的关系，而不是森严的等级关系。农民种地纳税、承担要以与兵差，国家或政府承担救灾、司法、水利防御等方面的职能。另一方面东亚没有西方近五百年来殖民扩张与侵略的历史，进而不可能产生西方那种现代化的社会形态结构，包括治理结构。

　　我国自古以来是一个农业大国，有着悠久的农耕文明史，之所以保持着5000年文明不衰，也没有中断，是与有效的乡村治理模式密不可分的。总体上看，“在对乡村社会的治理过程中，中国古代大致经历了从夏、商、周时代的乡里制度，从隋、唐到宋朝的保甲制、职役制，从宋朝到清代的以代表皇权的保甲制度为载体，以体现族权的宗族组织为基础，以拥有绅的士为纽带建立起来的乡村自治的过程。”

　　简单来说：中国传统社会的治理结构是中央集权与地方自治相结合的“双轨”，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主要是依靠宗法的、亲情的伦理来维持。遵循着自然规律，尊重社会历史条件，尊重风土人情，做到了宗族自治、乡贤德治与官方法治等“三治”的有机结合，甚至可以概括为：“国权不下县，县下唯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从而达到了乡土社会良性自治、低成本维持基层安全稳定的局面。

　　日本立足小农经济特别是自耕农的特点，对原住民农业模式加以改造，培育发展综合合作社，运用多元化经营模式和关系型社会结构弱化村社范围内的风险，使得外部性风险得以内部化。简单来说，日本农协是一个官方性质的超大型农业合作社，具有日本农业政策推广与执行中欧体育kok官网、农业生产要素购买与农产品销售、金融与信用服务、生活一体化服务的功能。

　　由于日本人口老龄化和离农化趋势日益严重的情形，日本综合农协所服务的农业生产业务不断萎缩，取而代之是非农业务的不断增长。

　　韩国农协由政府主导，经费全部来源于政府财政资金。韩国农协在政府的主导下进行集团化发展，主要从事农产品流通服务、金融服务和农村社会服务。

　　现在国内农业部门备受诟病，农业领域面源污染非常严重，人们日常吃的大米、面粉、果蔬大都失去了原本的味道，粮食领域最近又抓出了不少污吏，18亿亩红线到底是否保得住还是未知数，（许多耕地指标在“转移”的名义下被转到了山区，面积还是一样大，但作物产量就没人去管了），农业政策官员还在推“确权颁证”的无用功，眼睛只盯着西方教科书给定的“大农场”模式，全然不顾中国的实际，和推行这种模式所产生的后果。

　　如果“去意识形态化”地看待世界近代史，我们可以将多样化的人类社会回嵌于内在具有多样性的自然界。即使在世界近代被西方安置自身“正确”的需求而重新建构的，本来通过殖民化才得以推进工业化的资本主义文明史中，农业这种内在特质也不可能被根除，遂客观地被分化为三个差异性很强的不同类型。这三种归类对于普通民众而言本来应该是常识，这对农业政策相关理论至关重要，但由于这个涉及资本主义历史的常识，经常被有意或无知地忽略了，导致我们在对生态化转型中的农业可持续政策问题做理论探讨时缺乏基本的前提。

　　盎格鲁—萨克逊模式、莱茵模式都是在殖民扩展对原住民实行种族灭绝的条件下才有可能推行的，我们中国就是没有被外来殖民者大规模减少掉的“原住民”，基础都不同，现在农业部门所推行的“农业现代化”缺乏最基本的前提，所以才导致如此的问题。

　　东亚模式区别于西方模式的核心特征有两个：一是原住家长期以来就是由生态、生产、生活合一构成的可持续农业文明。农业一直是“三生农业”，而非单纯的第一产业。也就是说，东亚模式多样性内涵，与西方模式在根源上就是完全不同的。

　　二是土地在东亚社会中，不仅有生产的单一功能，更具有社会福利和生存保障的功能，因此东亚社会的土地制度也不同于盎格鲁-萨克逊模式和莱茵模式，它兼具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的双重属性。

　　此外，东亚国家主要靠农业立国，因水成国。中国的地理台阶地形除少数地区外，也不适于发展大农场的客观条件，东亚“儒家文化圈”的国家也大都是单一民族的原住家，同样不具备搞大规模农场的客观条件。